【黨史教育專欄之八】農村改革、創辦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202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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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糾正多年來經濟建設指導方針的偏差，解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問題，1979年4月，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正式確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通稱新“八字方針”。貫徹新“八字方針”，不但是調整經濟關系的重要步驟，也是端正經濟建設指導方針、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是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
在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時，鄧小平強調，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陳云也指出，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認清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在調整中，黨中央初步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指出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經濟的發展同適當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國民經濟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就是在這些方針指導下進行的。1981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真正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報告肯定了調整工作取得的成績，宣布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預計可以勝利完成，穩定經濟的目標能夠基本實現。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農業的發展狀況具有決定性意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國農村存在經營管理過于集中和分配中的嚴重平均主義等弊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比較緩慢。1978年，全國還有2.5億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省遭遇嚴重旱災，秋種遇到困難。省委決定把部分土地借給農民種糧種菜，所產糧菜不征購，不計口糧。這一措施很快調動起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當年全省超額完成秋種計劃。從“借地”中得到啟發，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層干部和農民沖破舊體制的限制，開始包干到組、包產到戶。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風險，在包干合同書上按下了手印。小崗村創造的包干到戶，就是“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個辦法簡便易行，成效顯著，受到農民歡迎。四川、甘肅、云南、廣東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也放寬政策，采取了類似做法。這些大膽嘗試，揭開了農村經濟改革的序幕。對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黨內外一度出現了不同意見。不少人心存疑慮，擔心這樣會影響農村集體經濟，會偏離農村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肯定了農民的改革創舉。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他指出，影響集體經濟的擔心是不必要的，這些地方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9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肯定了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1982年，黨中央發出：“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括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在內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在黨中央的支持下，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廣。這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許多地方一年即見成效，糧食產量明顯提高，幾年就變了個大樣。
隨著新的經營體制在廣大農村的推行，農民群眾有了更大的生產和經營自主權，可以利用剩余勞力和資金發展多種經營。各地農村很快涌現出一大批鄉鎮工業企業，也涌現出一大批生產和經營專業戶。這是我國農村向著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生產方向轉變的開始。農村改革在推進過程中，有些集體經濟基礎比較扎實的地方，繼續實行集體統一經營，改革原來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逐漸向高水平的集體化前進。他們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的。農村改革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國基本國情和當時農村經濟發展困境決定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農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億萬農民為改變農村面貌和自身命運，勇敢沖破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從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就這樣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中，開始一步一步堅定前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借鑒農村改革中擴大生產和經營自主權經驗的基礎上，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在全國推開。1979年5月，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家大型企業開始進行改革試點。到1980年6月，參與改革的企業增至6600個。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上打開一個缺口，初步改變了過去只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不了解市場需要，不關心產品銷路，不關心盈利虧損的狀況，增強了企業的自主經營意識和市場意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基礎上，城市改革逐步推向經濟責任制方面。1981年春，改革首先在山東省的企業中試行。實行經濟責任制的改革，是要把企業和職工的經濟利益同他們所承擔的責任與實現的經濟效益聯系起來，使廣大職工以主人翁的態度，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此后，經濟責任制很快推行到全國3.6萬個工業企業。商業流通體制的改革也在展開。從1979年起，國家重新限定農副產品的統購和派購范圍，放寬農副產品的購銷政策，規定供銷合作社基層社可以出縣、出省購銷，集體所有制商業、個體商販和農民也可以長途販運。這為加快城鄉商品流轉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改革推進的過程中，對外開放逐步展開，并取得重大突破。吸引和利用外資、興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或項目)，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方式和步驟。1979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開展國際信托、投資、租賃等業務。1980年，我國恢復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權，并加入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開始從這些國際金融機構中得到貸款。我國還先后同日、法、美等國公司簽訂協議，開展海上石油勘探開發。隨著197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此后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中外合資經營從無到有發展起來。旅游業也異軍突起，迅速站到了對外開放的前列，發展為一個新興產業。創辦經濟特區，是黨和國家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偉大創舉。早在1978年4月，國家計委、外貿部派遣的經濟貿易考察組赴香港、澳門實地考察后，向中央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1979年1月，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名向國務院遞交報告，提出在蛇口一帶設立工業區的設想，得到中央的批準。不久后，蛇口工業區在轟鳴的開山炮聲中誕生了。
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市舉辦出口加工區。福建省委也提出類似的設想。中央對此表示支持。關于如何命名這幾處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的報告，確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同時決定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決定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在中央決策的推動下，來自四面八方的特區建設者披荊斬棘、艱苦創業，短短幾年間，將深圳、珠海這些昔日落后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建設成為生機勃勃的嶄新城市，創造了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經濟特區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國該和開放的磅礴偉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從這時起，黨中央認真總結和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以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開始起步。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并通過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重要法律。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邁出重要一步。在推進民主法治建設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到回復和發展。1979年10月，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舉行的招待會上強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由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是一項長期不變的方針。同月，黨中央在批轉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的報告中指出，各級黨委要克服“清一色”思想，切實做好黨外人士特別是具有業務和技術專長的黨外人士的安排工作，同他們真誠合作，共同把國家的事情辦好。
黨中央對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采取了一系列舉措。1980年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以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戰斗力為主題，專門研究部署。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他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強調，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這個講話，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明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黨和政府著力解決黨政職責不清、黨委包辦一切，以及效率不高、機構臃腫、人浮于事、作風拖拉等問題，增加地方權力，擴大基層民主權利，切實保障審判、檢察機關依據憲法而享有的審判權和檢察權等等。機構改革也很快提上日程。1982年1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最關鍵的問題是選比較年輕的、德才兼備的干部進領導班子。經過改革，黨中央直屬單位的局級機構減少11%，工作人員編制縮減17.3%。國務院所屬部委、直屬機構和辦公機構由100個裁并調整為61個，工作人員編制縮減1/3左右。在新組成的領導班子中，新選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齡由64歲降到58歲。1982年2月，黨中央作出《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廢除干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一大批老干部響應號召，主動要求離開領導崗位，離休、退休或退居二線，一批經過考驗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領導崗位。通過這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解決了在特殊情況下干部隊伍老化的問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三年多的時間里，撥亂反正全面展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逐步走上正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穩步推進，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調整取得積極成效，各項事業蓬勃發展。這為黨的十二大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來源：共產黨員網、中國共產黨簡史）
